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敏感毫无疑问是最为强烈的：一方面，他们面对中国因落后而遭受到外来文明欺凌的现实愤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为未能去除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诸多弊端而感到痛心。一百年中，他们随大时代变迁而上下沉浮，他们悲喜交加的人生阅历，或许正可以视为百年风云变幻的丰富注脚。由是言之，记取他们的记忆，其实也正是丰富我们对于这近百年变革的理解的最生动、最直接、最可信赖的方式。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媒体会责任感强烈又饶有趣味地做口述历史，而观众与读者也始终对这一类的文字与节目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作为南方都市报副刊版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化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每期两至三个版的频率刊出对一位国内文化名家的专题访谈，在国内文化界备受瞩目。
文化大家访谈系列终以《最后的文化贵族》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辑，无论从文化留存的角度，还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都是一本足以让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者产生敬意的书。
从那些逝去的历史中，我们更能理解岁月磨练即人生智慧。在书的封页上，编者写道：“他们平均年龄85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读者有此疑问似是必然：年长者即可称大家？大家只能存在于这些年长者中吗？事实上，在大家系列访谈的策划之初，选取的访谈者大致确定在80岁以上。之所以选取这个年龄段，不仅是考虑到要尽早为这些尚健在的文化大家们“抢救性”地做一份他们个人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大时代变局残留的痕迹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被淡忘。对于至今仍存留在老一代文化长者中的鲜活记忆，我们有什么理由无动于衷？与其说年龄让人们对他们进行仰视，不如说是岁月磨练给予了他们的人生以足够的分量――这不也是给文化后代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这些可亲可敬的文化大家们，在他们的耄耋之年的叙说中，不妨理解成是他们向我们年青一代讲述生活智慧，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传承。阅读他们的口述历史，其实也是在读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图本。
从那些逝去的历史中，我们总能感受到大时代中的起伏人生。在《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选取的16位文化大家中，可谓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不同：有的是留洋后回国，如周有光、杨宪益；有的一生只陶然于某一城，如王世襄、钟叔河；有的辗转流离从大陆而香港，如罗孚；有的一生只钟情一事，如周汝昌；有的则生活丰富多彩，如黄苗子与郁风；有的开朗幽默，如黄永玉、丁聪、王钟翰、沈昌文、朱健；有的则性情沉稳，如文洁若、陈之藩、郑敏、彭燕郊……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数十年间，是这一批文化大家们成长与生命力最充沛的主要时期，正好也对应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期，不论性情如何不同，不论他们是主动或被动，受时代的影响则是他们这一代共同的表征。他们都运行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上，有相逢又有擦肩而过，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标杆去衡量，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迁，与彼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风流人物有着密切关联，从他们的阅历中，我们得以获得更宽广的文化视野，领略到更多与他们交往过的学者们的人格风范和那些前辈的悲欣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