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上期（“述评”3）一级标题有误，应为全文第6、7部分。本期从第8部分开始续登。] c)知识本体 本体的概念起源于哲学领域，近年来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知识工程等诸多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本体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知识共享和重用，使得计算机对信息和对语言的理解上升到语义层次，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语义异构的问题，在信息互操作、知识理解和信息集成等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而这些领域也正是图书馆信息技术研究领域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所以，近年来在图书馆界，有关知识本体的研究有些火热。
但是，知识本体构建所涉及的很多技术问题，包括程序算法、机器智能、相关标准协议等，并不是图书馆学者所能把握，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多仍然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工程师们在做，情报学领域如北京大学余锦凤教授等专家学者通过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合作，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而图书馆学领域对于本体的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技术实现的问题，而主要专注于其基本理论的学习及其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可能应用方面。本体理论的研究者们将本体分为功能本体（或称“顶层本体”）和领域本体两大类，而现阶段在图书馆领域主要关注领域本体部分，这一部分之所以受到更高的关注主要在于它于图书馆学科门户建设能够产生直接的联系。通过构建反映领域资源知识结构的领域本体概念模型，对资源进行基于语义的标注，提供基于语义的资源浏览和检索，显然能够提高图书馆资源服务的效率。因此，如何构建领域本体，如何利用领域本体完善图书馆服务，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新的研究热点。
除此之外，知识本体对于用户行为分析、文本语义挖掘、网络分类法和检索语言的改进、信息采集活动效率的提高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方面，也不乏有创新性的研究文献发表。
d)Web2.0技术的应用
在图书馆领域，2.0无疑是2006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最为频繁的一个语词，无论是其变革理念，还是其技术先锋，一时之间都给图书馆人带来遐想。Web2.0所主张的开放互联、共建共享理念给图书馆管理思想带来新的思考，而它所蕴生的新技术手段更是直接给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模式带来冲击和变革。诸如Blog、RSS、Wiki、Tags等一系列web2.0工具被迅速运用到图书馆工作中，并逐步显现出图书馆本身的特色的服务优势。web2.0在这一领域内还娩出了lib2.0。在对lib2.0的讨论过程中，几乎web2.0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被关注，任何一种技术工具都被研究和着力推广，方方面面的web2.0应用被学习和参考，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基于web2.0进行改进的可能性和实际案例被充分讨论，就这些问题发表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而在经过了前期对各种单一技术工具的学习和研究以后，近期在此方面的重点有必要向多种工具的局部乃至全面整合，提供多功能2.0服务系统的方向进一步推进。
8．图书馆的历史
2006年10月14日至18日，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就图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术史等相关研究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与交流，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当前图书馆史学研究的现状，并指出了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方向。
针对图书馆史研究现状，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指出，相较于图书史而言，目前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方面由于对图书馆历史研究缺乏兴趣，很多人并不注重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考证，对史料整理工作也不重视，在图书馆历史事实方面存在很多以讹传讹的情况；另一方面目前已有的有关图书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清以前历史的研究，而对民国和现代史的研究还很鲜见。因此，当前图书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图书史、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西方图书馆发展史和西方图书馆学术史的关注也开始走弱，这也是今后需要着意填补的空白。（王蕾.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图书馆建设.2007（1））
a)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史
王蕾在其“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指出：图书馆发展史研究在图书馆史学研究中始终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但是从中国期刊网检索的情况来看，这一总结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本期图书馆史学研究近30余篇论文中没有一篇关于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发展史料的，但是，在期刊网收录的300余篇以“图书馆史”为主题的论文中，图书馆史和图书馆事业史的相关文章达到近百篇，占1/4强，数量并不少。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国外的、或者古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而对于我国现当代图书馆的发展史料、变化沿革的关注较少。在实践工作中，有一些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对自己的馆史资料进行了汇编整理，但整体上，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很欠缺，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b)图书馆学术史和人物志
之所以将图书馆学术史和人物志放在一起来评述，是因为学术发展史和历史人物的努力及其功绩是分不开的。当然这样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在图书馆史上留名的大家都是学术研究出身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梁思庄先生，就很少在学术研究领域有过什么声音，但是她的工作及其中浸润的思想仍然是值得后人深深景仰和仔细揣摩的。又如毛泽东、鲁迅等人，也不是研究图书馆学学术问题的专家，但其实践活动同样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发展沿革，也涉及有关图书馆功能、作用、地位、服务理念等方面的一些研究的变化情况，“新图书馆运动”中出现的重要学术思想、杰出的学术人物在最近两年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第一季度这一段时间，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2006年8月、10月，《图书馆》杂志第4期、第5期连续刊载“纪念武汉大学首届中青会20周年”专题笔会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6年中青会召开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回顾；200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举行纪念周文骏老师《文献交流引论》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各大图书馆学期刊杂志争相刊载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对文献交流理论的缘起、发展和对当今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地分析；2007年3月，《图书情报工作》以“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50周年”为题发表专题文章，对我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2007年5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又召开纪念李小缘先生的活动，而此前南大徐雁教授牵头出版《李小缘纪念文集》，并广泛搜集有关先生的文稿、照片等历史资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重新学习和强调了李小缘先生所倡导的“图书馆即教育”、“平民式、贵致用”的图书馆思想。
实际上，图书馆史学研究中，对图书馆人物的关注向来很多，却向来也很不够。多是指在所有的图书馆史学论文中，有关人物评述的论文占的比例很大；所不够的，是因为这些论文往往将目光集中于某一部分比较少数一些历史人物身上，对更多的、更广泛领域内的图书馆历史人物的关注还不够。这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甚至可以尝试组织一个图书馆学人物历史百科之类的材料，以供图书馆实践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学习。
9.图书馆的法治
当代中国的图书馆法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近30年来，业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持续不断，尤其出现了一大批对其他一些国家图书馆立法实践成熟经验的学习借鉴文章。但是在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图书馆法治研究始终是在纯粹的学术和理论探讨层面进行，一方面法治研究与立法实践还没有进入互动状态，另一方面法治研究内容缺乏创新，研究结论不够深入，对立法的难点、热点问题缺乏强有力的论证分析，对我国图书馆立法实践的具体方案关注甚少，论文数量庞大但是对立法实践指导意义偏弱。而我国图书馆法治研究真正的实质性推进是从2001年开始的。2001年4月，在天津召开了图书馆立法的专家座谈会，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立法思路，在法律的框架、结构等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对立法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也作了一些有针对性地讨论，我国图书馆立法实践工作正式启动。立法实践的启动，为法治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性的课题，强有力地拉动了图书馆法治研究向深入、具体、有针对性的方向发展，导致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度增长。2002年初，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组建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使全国的图书馆法治研究有了一个整合资源、协调步骤、集中优势、重点突破的组织化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有关图书馆事业国家立法、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图书馆自由和图书馆权利、著作权在图书馆的合理使用等现实性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李国新.1980年-2004年中国图书馆法治研究述评. 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6（4））
a)图书馆事业国家立法
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其他大多数问题一样，这一宏观大局的问题是当代图书馆法治研究中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方面，涉及的问题包括图书馆立法的意义、立法环境、图书馆法的性质、对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框架体系等。200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启动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走向具体化，倾向于通过对立法环境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外图书馆法实践的学习和借鉴，对我国图书馆立法草案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完善。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又强调，图书馆法治建设应突破制定图书馆专门法的局限，以专门法与相关法相结合的方式，构筑图书馆法律体系。如李国新教授2000年出版的《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一书中，就对日本图书馆相关法进行了系统介绍，指出，建立健全的图书馆法律体系，除了制定诸如《图书馆法》、《学校图书馆法》、《国家图书馆法》、《图书馆评估法》之类的专门法规之外，还必须加强图书馆的宣传，在图书馆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前提基础上，在图书馆活动所涉及的等各类型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规、财务、劳动法规、地方行政管理法规、环境保护、残疾人保护法规等）中强调图书馆的权责义务。但是从目前情况来讲，我国有关图书馆法律体系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图书馆专门法建设方面，当前比较受重视的如出版物呈缴制度的研究、图书馆建筑标准的制定等，对相关法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除了在有关著作权的合理使用问题上研究成果颇丰以外，目前对于其他相关法的研究仍然相对较为冷落。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的研究，将在后文进行评述。
2007年中图学会新年峰会上再一次强调要大力支持和推进有关图书馆立法进程和需求的研讨，起草中图学会《图书馆立法建议》等。这是与2007年即将重新启动的图书馆立法进程相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前自2001年初图书馆界开始着力推动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以来，历经七载，数易其稿，却至今未能颁布成文法，今年终于迎来这一新的机遇，中图学会指出，必须整合多方面的资源，相互协调配合，为立法进程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推动立法的顺利进行。
b)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建设
图书馆员职业道德是图书馆行业的自律性要求，它是完善图书馆法治环境建设、法律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有关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讨论大约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亦即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的阶段。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2003年《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发布以后，该主题下研究达到全盛。2003年以前，有关图书馆职业道德的研究大多围绕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内涵、意义等比较泛化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属于图书馆理念探讨的范畴。从2002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决定编制《准则》之后，研究重点才开始转向法治研究的范畴中来，对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针对《准则》的内容、形式、以及具体实施所做的分析、评述、批评、建议等。而到2005年以后，随着“图书馆精神”话题的兴起，有关职业道德建设的研究内容被涵盖进去而逐渐湮没，重新转入图书馆理念范畴中去。虽然一般性的图书馆学期刊仍然刊载一定数量的相关论文，但是在核心期刊上，这类论文已经明显减少。本期有关图书馆法治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中，仅黄亚男的“合理运用道德体验模式 加强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图书馆》2007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c)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
“图书馆权利”源于193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的《图书馆权利宣言》（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在日本，这一概念被称之为“图书馆自由”。有关这一概念的内涵，李国新教授指出：所谓“图书馆自由”或“图书馆权利”是指图书馆职业集团为完成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必须要拥有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利，它所防范和制约的，是来自社会的、团体的、组织的、个人的对图书馆履行社会职责的正当职务行为的干扰和限制；追求和保障的是全体公民知识和信息获得权、接受权、利用权的圆满实现。它是图书馆对利用发出的“誓约”，是图书馆对全体公民所宣誓的“自觉意志”。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权利就是利用者的信息平等、信息自由的权利。（李国新.图书馆权利的定位、实现与维护.图书馆建设. 2005（1））
虽然自图书馆法治研究有史以来，有关图书馆读者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馆员的职权等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歇，但是围绕信息平等与信息自由为主题的、与国际图书馆服务理念相衔接的“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却是近几年间方才出现。2003年，《图书馆》第6期刊载“新世纪三人谈之关于‘知识自由’的对话”专题文章，旗帜鲜明地强调：维护知识自由、保障弱势群体的知识获取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所在。此后，有关图书馆自由权利的研究活动开始迅速升温。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更将“图书馆权利”确定为“第三届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论坛”的主题。同年，中图学会第二届青年学术论坛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权利”作为大会分主题之一。在图书馆学会的推动下，2005年至2006年间，在这一主题下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对图书馆权利的界定、实现和维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有关自由权利的的研究开始转向对图书馆活动细节的关注，注重在具体的图书馆活动中体现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平等的图书馆服务主张。如刘景宇的“虚拟参考咨询用户隐私问题特点分析与策略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07年第2期）、李立新的“图书馆罚款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程愚和邓友诚的“试论‘过期罚款’的废止”（《图书馆建设》2007年第1期）、以及郑丽航的“图书馆基于馆藏资源的权利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07年第2期）等。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