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见1962年出生于磐安县，10岁开始拜堂叔学医，15岁开始为乡里人看病，18岁受聘磐安供销社，成为一名中药采购员，1986年考进浙江省供销职工学院中药材专业，1992年在磐安正式挂牌行医，1993年受聘东阳县防疫站肿瘤科主任7年，1996年就读浙江中医学院成教学院，并相继获得省卫生厅组织的“有一技之长”医师证书、国家执业中医师资格，1999年，在金华市创建华东地区仅有的中医抗肿瘤医院――金华艾克医院，并相继创办杭州、武汉分院，上海艾克药厂，湖北十堰艾克药厂，上海新药研发中心，行医至今，接诊十数万名肿瘤病人，自成一派。2003年兼任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委员会副会长、副主任委员。2005年当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2006年承担国家中医治疗胰腺癌诊断标准的制定；2007年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论文在国家一级专业期刊发表，并负责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周超凡学术思想约40万字论文的整理工作。
行医20年，要说压力不大，是假的。每天面对着一双双肿瘤、肝硬化病人及家属期盼、信任的眼神，我总觉得身上的担子犹如泰山般重。作为一家民营中医专科医院的院长，常常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也要面对一些人的质疑，甚至还要面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这些的确是让人烦心的事，但是每当成功治好一个病人的时候，那种喜悦之情，很快就将这些冲淡了。我常常对我们的医护人员讲：别人的质疑，我们不去回应，只要埋下头来，做好自己的事，多替病人想，多为病人做点事，哪怕多治好一个病人也好。
今天，你过来采访，想听我道道这些年的行医感受。我是非常愿意用一个中医医生的赤诚之心，与病人及其家属，构建一个用心交流的桥梁的。
30年前，我的中医启蒙老师，告诫我要用自己的本事多为病人做事
我生长的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从中医的角度看，是一块到处长满药材的风水宝地。还没到上学年纪，我就跟着师傅上山采药，再把生药炮制成饮片。15岁开始，隔壁邻居生一些小毛病，我已经能开处方了。1980年，磐安县供销社招药材采购员，我很顺利地考了进去。1986年，我到省供销职工学院深造，选择的专业也是中药材。
在跟随我的师傅王麦囡学习中医的时候，他经常告诫我说：“行医的人，德字当先，学得一身本领，就是要为病人看好病，不然，学得再好也是枉然。”他的一席话，深深地烙在年少的我的内心，直到我真正走上中医治肿瘤这条艰难的行医之路。
而真正促成我走上中医这条路，却是因为两个不平常的故事。
1986年，我与一位同乡被选送到省供销职工学院深造，我们的专业都是中药材。但很不幸的是，那位同学不久被诊断为“胚胎性横纹肌肉瘤”，而且开始产生腹水。原本十分结实的同学，三个月后便面黄肌瘦、腹大如鼓，不成人样。省里一家一流医院肿瘤科的一位主任医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治疗腹水比治肿瘤都还难，你们还是送他回家吧。
临别时，同学握着我的手说：你弄点草药给我吃吃。看着同学对生命祈求的目光，我久久无法平静，回到学校就一头扎进了图书室，将学校不多的相关图书一一研读，希望找到一条能为同学减轻生命痛苦的蹊径。在中医名家钱伯文的论著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论述：“中医药要根治肿瘤，只有走破瘀活血的道路，但这容易造成扩散，以致近代医务工作者都不敢尝试。”这一句生动的阐述，似乎让我找到一丝希望，但我苦苦思索，还是不知从何着手。
放心不下同学，我又四处打听相关的信息。根据人家提供的线索，回到家里又翻越40多里的山路，向一位老中医讨要一个能治膨胀病的偏方。那位老中医听了我的介绍，说可以给我一些药，但要付200元的钱。当我将身上带的全部150多元钱给那中医后，才得到三个竹筒奇特的中草药水（如同泥浆一样），但那老中医就是不肯告诉这药的方子。
将这求来的药送给同学后，我就赶回了学校。让我想不到的是，假期回家时，那本来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同学竟然能下地走动，腹水已完全消失，还经常与其他人玩起扑克牌到深夜，好像没病了一般。再过了11个月，那同学不治身亡，但这期间却没有再出现腹水现象。
“治疗腹水比治肿瘤都还难”这一权威专家的结论，在事实面前被推翻了。为了破解其中的谜团，我几次翻山向那老中医讨要秘方，都未能如愿。最后，那老中医在临终前告诉了我其中几味中药的名称，但有一些却是闻所未闻的药名。虽然那竹筒药的偏方已成为不解之谜，但我相信最权威的理论还都可能通过实践得以突破。
我的父亲在当地制作烟丝有些名气。1990年的一天，他来到磐安县城办事，顺便看看我。我发现父亲气色不对，并且说自己胃痛好些天了，便带他来到县医院。当时正值省政协组织专家医疗队下乡服务，接待的教授一眼就判断出来：晚期肝肿瘤。一系列检查下来，诊断结论与教授判断无异。
没几天，本来还有些硬朗的父亲就出现肝腹水，一下子躺倒了。家人不心甘还是送他到杭州检查，碰巧又是那位教授接诊，他直言：“来干什么啊？回去吧，不要花冤枉钱了。”再回到磐安，县里的医院也不让住了，只好放到医院旁边的操场上。医生勉强给开了14瓶青霉素和6瓶盐水，几瓶挂下去就开始出现肚子肿胀无法排尿，父亲有时冷得发抖，有时热得大汗淋漓，疼痛时咬得舌头都是血。
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家人实在看不下去，甚至动了让他吃农药早点死的念头。我请来自己的中医师傅，可他一声不响。一位也是懂医的朋友了解病情后，更是直言：“你爸爸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
我想起一本医书上记载着与父亲病状十分相似的病例，再一次想起钱伯文教授“中医药要根治肿瘤，只有走破瘀活血的道路”这理论，根据这一思路，我琢磨着拟方子，而这方子上好像必须用到“旋复花”。这味药让我迟疑了，因为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虚人忌食之，食之如杀人”。父亲已经是虚弱到极点的人，用上去以后会怎么样？我几次犹豫，但面对一步步逼近的死神，我还是下狠心采用大剂量攻下破瘀的断然措施。
奇迹也就在这样大胆的尝试中发生，父亲在服用这种违背常规的药剂后逐步恢复健康，到目前依然健在。
每当看到那些被定了不治之诊的肿瘤病人，我总想起自己的父亲当年的情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夺回被死神拥抱的生命。
父亲康复的消息传开后，还是供销社普通职工的我被人们视为“名医”，附近乡里及周边各县都经常有人登门求医，这让我十分为难。
一位天台人的弟弟晚期脑肿瘤，到磐安来买一副棺材，当地人就向他介绍了我。他匆匆赶到磐安供销社，一见面就“孙医师、孙医师”地叫，非要开一些药回去试试不可。我推托不了，只好给他开了一些药。几个月后，病人居然康复后还能下地劳动。
孙尚见能治绝症的消息越传越远，来求药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搞得供销社的领导很头疼。供销社经常被求药的人挤得像医院，而我却是典型的“非法行医”人。
如此下去不是办法，我想到自己开诊所。就这样一开20年，从诊所到门诊部到医院，从磐安到东阳到金华到杭州。艾克医院慢慢做起来。我胆子小，以前进药的时候我叫药房最多进两个月的药，进多了，怕没病人来，就亏大了。但我坚信一条：我每年都治好一批病人，我这里病人肯定不会离开，艾克医院就能生存。没想到这个想法也断了我一些财路。2003年我决定搞房地产，土地、银行都讲好了。我跟一些病人讲，我要搞房地产去了，没想到病人反应很强烈，说你去搞房地产，我们到哪里找你？有的说：你工地在哪里，我们就坐到你工地上让你搞不成。所以，我最终也没有搞，现在银行的同志还老取笑我不会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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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行医，病人的感恩之情，让我更加地努力
这么多年来，我收获最多的就是病人的情感。他们是那么真挚、淳朴。有时候，我想想，人的一生能获得这些，足矣。
我还在供销社的时候，就有许多我治好的病人，他们不仅给我送本鸡、送火腿、送花生、送锦旗，还在我们单位门口放炮仗，时间一长，就连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晓得了。山区的农民，他们就觉得，你给他看好了病，他就得要感谢你，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份情谊是很深的。
1996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东阳防疫站肿瘤科给病人看病，一进门，就看到角落里放着一台很破旧的补鞋机，正纳闷：“是谁跑到这里来补鞋，也太不像话了。”刚准备过去制止，一个衣着打满补丁的中年男子，憨笑着走了过来，我一看，这不是我绍兴的一位病人吗？他怯怯地对我说：“孙医师，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一件东西了，押在你这里。”过了几个月他拿钱还清了药款，我叫他拿回这破玩意儿，他说他家穷拿不出东西送我，我救了他的命，一定要把这补鞋机送给我。他一连说了好几声“你一定要收下”，看着眼前这台破旧的补鞋机，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些病人真的是太好了，你为他做了点事，他们真是把心都交给你了。
1999年，我们准备在金华建艾克医院的时候，金华这边一位食管肿瘤康复患者，跑过来找到我，略带责怪地说：“孙医师，你来金华也不告诉我，你在这边建医院，我就是每天帮你们垒块砖也好。你治好了我的毛病，我还没谢你呢。”后来，我们土建的时候，他真的每天都跑过来帮忙，拉他叫他不要干了，拉也拉不动。
还有一个女孩，抱着刚出生的小男孩来祝贺，她说：“我和儿子都是你给的命，你还记得吗？当时，医院要开我脑子里的瘤，要打掉小孩，我为了小孩坚决不肯。你说可以吃吃药看。我又担心又怕，一边吃药一边怀胎长出个畸形儿来，所以很担心，等到小孩出来后很健康，而我头里的瘤也无影无踪了。孙医师，我太高兴了！今天你们来这里建医院，我一大早就带着儿子过来了。”说着，说着，她就哭起来，还拉我的手去握小孩的手，握着这个活泼健康的孩子的小手，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这些故事，真是讲个几天，也讲不完。
来感谢的病人真的是太多了，后来考虑病人的实际情况，但是又不能打消康复者的一片好心，大家就想出了种树这种具有象征性，环保性，永久性的表达方式――只要是完全康复的肿瘤、肝硬化患者就可以种上一棵“生命树”，因为这是一座生命的丰碑。2005年，组织植树的时候，正值天降大雪，一位四川的肝肿瘤康复患者，还是不远千里过来种下了一棵生命树。生命林的种植，到今年已有五个年头了，第一批种下的，如今已有碗口粗了。
正是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在促我奋进。我们刚到东阳防疫站的时候，我们一大屋子人都在地上打通铺睡，旁边都可以看到有虫子在爬。这些困难，我们都一一克服了，我们从没有放弃。
看了近20年肿瘤，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用病人的生命换来的。有什么突破那不敢吹牛，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条用中医有效治疗肿瘤的路子。
1999年，我把临床效果比较突出的一个组方上报卫生部，结果表明，这一组方具有抗突变作用。能抗突变，从西医的角度说就是能够治疗肿瘤。
我们还请省疾控中心对一个组方做过五个月的动物实验、药理实验、功能实验，他们也发现，我的组方在抗基因突变、制止肿瘤细胞生成、调节免疫方面是有显著作用的；
2002年，我们研制的抗肿瘤产品获得了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奖。
2003年5月，我去拜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时，跟他讲起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成果，他很惊讶，但又不全信，说：“为了验证你说话的真实性，我们要亲自试验。”
试验的样本不准我们提供，是他们亲自派人提取的，一式两份。这一次，总共做了十多项试验。结果表明，所做的中药组方对“抑制Lewis肺肿瘤细胞、SMMC-7721肝肿瘤细胞、HL-60人淋巴母细胞性白血病细胞、SCG一7901胃肿瘤细胞、HCT-116结肠肿瘤细胞，对肿瘤细胞生长具有显著抑制率。”（摘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试验分析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次从西医方法证实，为什么我们的中草药对肺肿瘤、肝肿瘤、淋巴肿瘤、胃肿瘤、结肠肿瘤等具有确切的抑制作用。
做这样一个实验，费用要好多万元。但当时上海生命科学院的领导说，如果实验结果像我说的那样，收费的事情就再说。实验结果出来后，他们为了表达一种喜悦和敬重，居然派人给我们亲自送了过来。
2005年，我还拜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周超凡教授为老师，就是想从理论这面下下功夫，希望对我看病带来帮助。这一年，我还有幸当选了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这在民营医院中还是第一人。2006年我还参与承担国家中医治疗胰腺肿瘤诊断标准的制定。
两年前，西藏之行的顿悟，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2006年，五一长假，我和我的摄影教师一行上十人，来到西藏拍照片。壮美的西藏风光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一行人越行越远，来到了几乎无人区。晚上，这里的天气寒冷，氧气异常的稀薄，整个人已经无法呼吸了，鼻孔里流出了鼻血，我都感觉到快不行了。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像放电影一样，以前的一个个画面都在我的眼前跳动。我在想，我这一生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哪怕某个机器上的螺丝钉是我发明的也好，哪怕多种下棵树也好，哪怕写了篇好的文章也好。
西藏的这个晚上，让我明白了生命是多么重要。我感到幸运的是，自己走上了中医治肿瘤这条道路。面对每个生命，我们都要“不抛弃，不放弃”。所以，现在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哪怕多治好一个病人也好”。这也是，一个行医二十余年的中医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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