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之上的雄狮王, 绿鬃盛时要显示! 森林中的出山虎, 漂亮的斑纹要显示! 大海深处的金眼鱼, 六鳍丰满要显示!
潜于人间的神降子,
机缘已到要显示!”
这是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里的一段说唱,阿来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新书《格萨尔王》。于是,一个用笔来歌颂格萨尔大王事迹的艺人诞生了,他说,这是受了英雄的托付,在一个日益庸常的世间,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而且,这一传扬就传扬到四海之外,因为《格萨尔王》所属的“重述神话”系列是一项全球出版工程,每部作品都将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加入此项目的成员国出版。在2009年9月4日首发式上,《格萨尔王》宣布英、德、法、意、日、韩6种语言版本和中文版同步发行,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书目向世界推介。阿来的另一本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德文版也在书展上发布。
虽然阿来只想“写好自己的作品”,但媒体已经在悄悄猜测:如果这部作品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或许可以给阿来带来中国人翘首企盼的荣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在《尘埃落定》诞生时他就具备了这种实力。文化界大多数人是不屑讨论这个问题的,其实高喊“中国文化走出去”多年,总是成效不大,这种焦灼多少反映在国人对诺奖的热衷上。
在这片焦灼中,阿来倒是有足够的理由泰然处之。10年前,他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就卖到了美国,版税15万美元,按常规算,起印在3万册以上,这个发行量对中国作家在海外市场来说是非常高的。《尘埃落定》英文版名叫“Red Poppies”(《红罂粟》),美国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著名汉学家葛浩文。陆陆续续,版权总共输出到二十多个国家,出版了17个语种,塞尔维亚、以色列这样的小语种都有译本。直到今天,这本小说的版权输出也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经典案例。阿来把成功归功于国外成熟的出版人代理制,这点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国外媒体的报道中寻找到其他原因。用Google搜索英文“Red Poppies”和“Alai”可以得到11600条结果,在点开的网页中,不管是卖书信息还是评论, “Tibet” (西藏)几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关键词。亚马逊网站把《尘埃落定》称为“一本关于西藏的小说”,美国出版方发布新闻时介绍小说描写了“一个西藏土司家族的兴败荣衰”,并特别提到作者阿来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人”。另外,有的评论把《尘埃落定》称为“中国最好的小说”,有些还提到它获得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
《尘埃落定》之后的《空山》三部曲版权也已输出到国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格萨尔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阿来的名字总是和西藏紧紧联在一起。就像以写农村乡土见长的阎连科所说,“一个作家能写什么是命定的”一样,阿来也曾这样阐释自己和西藏的关系:“从我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到如今已经差不多20年了,20年的时间里,我逐渐感觉到个体的生命跟这个民族文化的联系。我生活在阿坝,我的笔下自然就会反映一些藏族的习俗、藏族人的行为特征、心理特征。慢慢地,我知道可以用文学这样一种手段把我的民族文化表达出来,就有了希望,希望自己的作品跟自己民族的文化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民族的代言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起码在书写藏族文化与历史上,阿来是不二人选。重庆出版社等他来重述藏族神话,一等就是五六年。藏族作家本来就少,除了阿来,人们知道的也就色波、扎西达娃几个人,于是他们写作,不光为了讲述自己熟悉的藏人故事,还为了消除外人对西藏的误读。阿来说,这样使他的写作“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那个光着脚在山地草坡上放牛牧羊的少年阿来没有想过的。阿来生在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藏族的血统来自母亲,父亲是一个把生意做到川西北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这里属嘉绒藏族,是川藏高原的一部分,人们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出生的村寨叫马塘,和其他藏区一样贫穷闭塞,阿来排行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一大串,他五六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牧。大地的寂静辽阔,牛羊的怡然悠闲,孤独而敏感的少年心中充盈着大自然无边无际的气息,阿来说那时候跟每一株树每一棵草都说过话。也许,他语言里诗情画意的根那时就已经种下。
诗意的语言是阿来作品的另一个符号,那样巧夺天工的刻画、那样韵感十足的句子,每一个字节都像是踏在音乐的节拍上。这种语言的生成,是因为阿来早年是一个诗人,他正是以诗人的身份踏入文学大门的。30岁,他已经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内心却充满了焦虑和惶惑,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当一个一流的作家,在他看来,当个三流的作家绝不如当个乡村教师。这时,又是诗歌挽救了他。他走出家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并写下诗歌《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若尔盖大草原/你的芬芳在雨水中四处流溢/每一个熟悉的地方重新充满诱惑/更不要说那些陌生的地方/都在等候/等候赐予我丰美的精神食粮/令人对各自的使命充满预感……
也真是神奇,回去之后阿来在小说的写作上变得驾轻就熟,短篇、中篇、直到那部长篇《尘埃落定》。这样,西藏和诗歌成了他写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意象,一个在形式上,一个在内容上,它们有着显见的分工,又含着不易察觉的亲密。诗歌和诗一样的语言是和阿来一起从川藏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就在他在草滩上放牧的时候,就在他上学路上孤寂奔跑的时候,这些语言就拥堵在了他的胸中,只是还没有一个出口。后来拿起了笔,“机缘已到要显示”,阿来胸中的语言就自然而然涌了出来。就像《格萨尔王》里讲到的说唱艺人一样,活佛说:“我开启了那个人的智门”,说唱艺人心中的故事就理顺了头绪,可以源源不断的歌唱。这智门,对阿来来说,就是川藏大地,就是藏族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原乡,这里给了他写不完的故事、用不完的诗意,也把他变成了一个藏族文化的说唱者。
诗意的语言或许也带来了小说结构的不完备,有人认为《尘埃落定》是“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不过更多的读者热爱这种极具阅读美感的文字,西藏和诗意的语言仍然是阿来作品最吸引读者的两大元素。由于翻译的关系,国外读者显然对神秘的西藏更感兴趣。阿来自己也说过:“西方人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有3种情况,一种是与当下中国读者的阅读诉求很相似,是很纯粹的欣赏阅读;一种是文化上的好奇阅读;还有一种就是无法避免的政治上的阅读。”国外读者对阿来的阅读,也应该3种情况都有。对此,阿来显得很乐观:“一个作家,不管读者是什么样的阅读角度,只要你的作品能进入另一种文化,这都意味着一种文化影响力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