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一些地方走走，看看，特别是南方？” 赫鲁晓夫说：“一定要走一走，看一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于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我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但看来只能在沿海走走。”
毛泽东很高兴，说：“那就随你们的便，愿意去哪都可以，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活动，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
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庆贺中国国庆，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对他们备加照顾。一天，周恩来到赫鲁晓夫下榻的万寿路宾馆去拜访他们，我随同翻译。在谈到赫鲁晓夫一行的活动安排时，周恩来征询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通知他们：我国政府要在当天举行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苏联代表团。接着，周恩来又说：苏联代表团在各项活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为了能够及时得到帮助，并与我国各有关方面接洽，打算让师哲住在你们这里或常来同你们联系。
周恩来的这个打算，是好意，这是毫无疑问的。
赫鲁晓夫听了以后，好像挨了轰炸一般，满头大汗，涨红了脸，连连说：“我们代表团一切都方便，一切都能得到满足，不需要他（师哲）住在这里！”原来赫鲁晓夫以为周是要派人打入他们的圈子，所以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毫不客气地断然拒绝，也使周恩来很意外。局面尴尬。略停，周恩来介绍了我方对他们的活动安排和招待计划，就离开了。
双方领导人会谈后，工作人员在草拟文件，赫鲁晓夫一行出发游览。但他们的随团翻译费德林却不愿陪他们游览。我觉得我国许多地方尚缺乏接待外宾经验，语言又不通，任他们瞎撞，有所不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并自告奋勇，承担这一陪同任务。
赫鲁晓夫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另有6架飞机供赫鲁晓夫随时调用。这专列“专”到这样的程度――停车、开车的时间、地点，均由赫鲁晓夫随意决定。铁道部副部长武竟天随车同行，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保驾。
本来赫鲁晓夫没有打算在济南停留，但在晨曦中到了济南站时，他心血来潮，要停车下去休息，“专列”嘛，只好随他。因为济南市领导事先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安排迎接，我劝赫鲁晓夫就别进城了。他倒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但他一下火车就对火车站大发议论。他冲着汪金祥说：“你们的保卫工作做到家了，比我们的还好。车站上连一个闲人都没有，就连卖小吃的工人也看不见。”
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未到上班时间，车站上自然是空无一人，不仅火车站，哪里也是一样，人们此时还在热被窝里。
汪金祥还是给他做了解释：“我们并没有作什么安排，因为现在时间尚早，都没有上班。”
实际上，向他解释也没用，他认定了是我们特意对他实行封锁。他在车站上这边走走，那边看看，转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冲破他所认为的“封锁”。
回到列车上以后，遇到一位列车员，是十八九岁的姑娘，黑红的脸蛋，显得伶俐可爱，布尔加宁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姑娘的脸，把姑娘吓得脸无血色。我急忙阻止布尔加宁：“不要这样”。
布尔加宁不高兴了，说：“她比我的孙女还小。”
我向他解释说：“在中国，即使对亲孙女，也不能这样，况且一位生人。”
到了上海，赫鲁晓夫一行到市区观光，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不知此时他还想到“封锁”没有？他们自由游荡，遛马路、吃馄饨、进商店、逛公园。特别是米高扬，极力设法同群众接触，以他带头，在马路上拉起青年跳舞。那时中苏友好，“一边倒”深入人心，所以人们也乐意同他们联欢，气氛十分热烈！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陪同赫鲁晓夫一行游览黄浦江。游船按预定路线向吴淞口开去。船刚离岸不久，赫鲁晓夫突然问：“这里的水有多深？”当他听说水深在30米以上时，立即要求返航。我和潘汉年都劝他到吴淞口看看，他执意不肯，没办法，只能由他摆布，返航登岸。
他们又参观了百老汇（今锦江饭店），百老汇20层楼，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顶层有苏联帮助安装的雷达。赫鲁晓夫站在旁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代表团的其他人都不吭气，也没有听他讲。
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刚到杭州，苏联代表团的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夫要改乘飞机去广州，也不同中方商量，就直接下命令。我顶了他一句：“主人是你还是我？”他不吭声了。我接着说：“这是要经过组织安排，要事先告诉工作人员的！”
赫鲁晓夫听到了我同谢洛夫的对话，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用餐以后，他便宣布乘飞机去广州。他同布尔加宁、谢洛夫等先上了第一架飞机走了。
我给广东省委打了招呼，处理一些事，同米高扬、什维尔尼克上了第二架飞机，其他人分乘随后的几架飞机飞往广州。第二架飞机同第一架飞机相距30分钟。米高扬催我，我说：“你着急什么？！”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白云机场迎候赫鲁晓夫，他以为我会同赫鲁晓夫同机到达，所以没有带翻译。赫鲁晓夫下了飞机，他们互相比比划划，又都没有学过哑语，彼此对手势还是不能理解，只能相顾而笑。赫鲁晓夫像热锅上的蚂蚁，站立不宁。我们刚下飞机，赫鲁晓夫便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快救救我们吧！”我心里说：“你不是逞能吗？！”
代表团下榻在沙面小岛，环境幽美，风景如画，而对面就是沙基惨案的发生地！
什么椰子呀、扁桃呀……，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陶铸教他们怎么吃，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一一品尝，乐不可支。
陶铸请他们吃广东名菜，情形就不大相同。上的菜有龙虎斗、龙凤斗，陶铸向客人介绍这两种菜的做法：“龙虎斗”是蛇肉加果子狸（象猫，但不是猫）的肉做成；“龙凤斗”是蛇肉加鸡肉做成。他们听到蛇，已经吓昏了，根本不敢品尝，两位女宾――福尔采娃和纳斯里金诺娃竟吓得哭了起来。最勇敢的可算谢皮洛夫和亚历山大罗夫，“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点，是否吃出了滋味？不得而知。实在是辜负了主人的美意。
在广州郊区参观了橡胶园。种植橡胶，这是苏联最需要，最羡慕而又不可得的东西。赫鲁晓夫仔细地听讲解，仔细地察看，仔细地询问，包括发展远景。
这些橡胶树是华侨从南洋带回树种，在这里试种成功的，已长到拳头粗。除此之外，当地干部还介绍了海南岛橡胶园的生产情况。赫鲁晓夫馋涎欲滴。旁边有人问了这么一句：你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吧？这一问使赫鲁晓夫立即变得兴味索然了。
返京的途中，赫鲁晓夫同我谈到想请中国参加东欧“经互会”，说这是沟通欧亚经济合作，互相协助、互相配合、互相发展、加速经济发展的渠道之一。他说：从欧亚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结构、经济体系、发展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领域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设想是好的，但如何具体实现，目前还没有个成熟的考虑。不知毛泽东有什么看法，有机会很想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他还同布尔加宁谈到把我国东北变为粮仓，苏联远东建成工业基地等。我也听见了。
我回到北京后，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此行情况，也谈了赫鲁晓夫上述一些话。毛泽东听了马上说：“他这个想法不实际。他们同我们之间差距太大，困难是很多的，如果稀里糊涂挂上钩，将来的麻烦会不堪设想。”
其实，此前，赫鲁晓夫向刘少奇已经提出过，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果断回答：“我们不参加”。
但赫鲁晓夫不死心，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还是正式提出了要中国参加“经互会”的问题。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听了，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腔调，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具有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而且发展前途广阔。不像东欧那些小国，虽然有发展各项经济和工业企业的能力，却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如人力、物力资源和销售市场等，无法独立自主地、大规模地发展一种行业，那样会使产品过剩，使自己陷入不堪设想的境地。而只能是通过经互会的协作，互通有无，平衡调剂、同舟共济。”
在非正式场合，他还说过“苏联在欧洲搞个经互会，中国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还是不死心。
赫鲁晓夫他们内部有时也打岔。国庆节中有不少文艺演出，都是很精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带来的文工团，也做了优美表演。在观看他们的演出时，我坐在刘少奇的左侧，我的左侧是布尔加宁，布尔加宁的左侧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一边看演出，一边向我嘀咕，说他乘飞机经过蒙古上空，看见那里是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经济发展会很困难的，还不如回归中国。赫鲁晓夫敏感地问布尔加宁在说什么？布告诉了他，他叫布不要说。刘少奇也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们谈什么？”我告诉了他。刘少奇很快就将这些话向毛泽东汇报了。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
赫鲁晓夫立即说：“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回过头来当即埋怨布尔加宁：“就是你多嘴！”
13日上午，赫鲁晓夫一行启程回国，回国途中参观东北。仍由我和汪金祥陪同。
第一站是旅顺，赫鲁晓夫要察看他们的驻军。我们把他们送到苏联海军基地之后，我对汪金祥说：“他们到家了，咱们走吧。”我们回到大连，吃了晚饭正在街上散步，忽见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过来了，我们很是莫明其妙。但不管怎样，先给他们安排食宿。经了解，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到了海军基地，却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海军司令和主要负责人全都不知去向，留在那里的人却没一个做得了主。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却毫无办法，只好到大连来找我们。这种没有准备的视察，才使赫鲁晓夫看见了苏联海军军容涣散、纪律松懈的真相。
次日，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专程到大连迎接赫鲁晓夫一行，并陪同代表团观看苏联海军海岸射击演习，参观海防炮位等。这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库兹涅佐夫被撤了职。
离开旅顺，苏联代表团到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16日从哈尔滨乘专列回国，我们送他们于17日晨在绥芬河出镜，我们返回。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7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