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江湖,江湖中却有我的传说。”很多年前,初入文坛的韩寒这样说过。很多年后,他的传说不止在江湖。 最近,中国最为新锐的杂志《南都周刊》在10月30日出版的刊物上,将右手举起行致敬礼的韩寒作为封面人物,并称赞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3天之后的《时代》亚洲版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关于他的文章“Han Han: China’s Literary Bad Boy”(《韩寒:中国文坛坏小子》),而早在2004年这家老牌的美国杂志就以“另类”为标签介绍过春树、韩寒和其他两个“80后”的中国年轻人。
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在上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80后’作家已经崛起,影响力与日剧增”,韩寒即是其中代表人物。
而台湾的《中国时报》则撰文说“一位海外‘异见分子’最想发展与韩寒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亿人的影响力’。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大多数场合下,韩寒都是以个人身份受到关注,而不是像以往作家一样被放到作品里谈论的。他的作品,从小说《三重门》、《一座城池》、《他的国》,到杂文《零下一度》、《杂的文》、《可爱的洪水猛兽》已有十几本,虽然动辄销量过百万,但除了《三重门》获得过一些诸如“语言很像钱钟书”、“文笔老辣”等寥寥数语外,几乎没有人把话题集中在他的作品上,虽然他以这些作品为人所熟知。
可以说,韩寒的成功,是因为他在“80后”一代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恰好出现了。1982年出生的他,参加过对这一代具有标志性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以《杯中窥人》夺得第一名,随即自动退学,写书,开赛车,写博客,批评文坛、教育、时政和一切看不顺眼的东西。紧接着,独立、自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在他身上集中爆发的特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于是,韩寒成了整个“80后”群体的代言人,他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这个群体的标签上,而不是他的作品、赛车或杂志。
正因为这样,海外媒体总是把韩寒放在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框架里进行评论。《时代》几年前把包括韩寒在内的几个“80后”年轻人称为“Linglei”,没有任何英文单词的对应,就是“另类”的汉语拼音。5年之后他们把韩寒定义为“坏小子”,是“一个先锋,代表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被称为‘80后’的一代人,在中国爆发性经济繁荣中成长起来,冷漠政治,热衷金钱和地位”,敢于和不合理的体制叫板,却并不进行实际的反抗。5年时间并没有改变《时代》的观察视角,他们虽然在介绍韩寒作为个人的“他”,但实际描述的仍然是中国年轻一代作为群体的“他们”,之所以挑中了韩寒,是因为韩寒和这个国家大多数年轻人站在一起,最具符号性和代表性。
实际上,《时代》还是对韩寒失望了。2004年,它曾试图把这些“80后”青年定义为“The New Radicals”,新激进分子,希望他们像美国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和垮掉一代一样叛逆、疯狂,反抗政府和社会,但很快就发现即便“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扩张”,他们在寻求自我个性解放时却“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方式”。而日前,《时代》对韩寒的评论更加直白:“他是有度的逆反,是‘80后’和执政党心照不宣的合约的例证。”韩寒经常在博客上对时政发表看法,陈丹青、艾未未、梁文道都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的社会责任心,而《时代》在文中借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口说“他作为一个犀利的政府批评家而为人所知,但其实他不是,韩寒的反叛主义最终把大众导向了消费主义”。韩寒并没有在西方媒体那里得到赞扬,就像郭敬明虽然以登上《纽约时报》为荣,但实际上是被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反面教材,韩寒也一样,他的叛逆和自我主义达不到《时代》们对中国“80后”一代的意淫值。
严歌苓前段时间谈到韩寒时说:“他的作品很cool,是一种新人类的东西,彻底摒弃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影响,我觉得他和世界上一些年轻人的情操很接近,他们的写作和志趣是同步的、接轨的。”严歌苓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为什么更能被海外同龄人接受?就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长大,没有上一代人那样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相似的想法甚至相同的经历让他们息息相通。
“80后”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比较流行,就拿日本来说,近来连着两个芥川奖得主都是“80后”女作家,一个叫青山七惠,一个叫金原瞳,都是1983年出生的,作品在中国卖得不错。金原瞳的经历和韩寒非常相似,也是学校教育的叛逆者,她小学四年级开始逃学,六年级开始写小说,认为上学没有任何好处,就说服父母让自己退了学。在作品上,上一代主流作家都带着浓郁的地域和文化特色,没有中国的乡村,不可能有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没有拉美的土地,也不可能有马尔克斯笔下那神秘的河流。但是“80后”一代的作品超越了这些东西,王蒙把它叫做“没有昨天”,远离过去,彰显个性,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缺乏国家特色,但是韩寒们对此有另外的解读。
不久前,《中国画报》把韩寒的反体制和个人主义称为“西化的”,责问他:“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韩寒回答说:“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 这可能代表了年轻一代普遍的价值观,不管它是否有益于文学的前途。
如果说,韩寒作为中国新一代群体的符号和以往相比有什么区别?那么最大的不同就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不同”。此前,世界认知的中国符号是“黄土地”、“红灯笼”、“毛笔砚台”和“中医”这些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这种观察视角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不如说是一种猎奇。从韩寒开始的年轻一代,他们的个性、喜好,还有笔下的想法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越来越接近。上一代中国人靠差异获得关注,他们则依靠与世界的融合。
